从观测口望向爆轰现场。
8月，放眼望去金银滩，碧绿的草场与星星点点的牛羊相映成趣，构成了一幅诗意的自然画卷。距离221基地以西7公里有一处爆轰试验场，也称六分厂，厂区内半掩体车间被老“221人”称为“碉堡”。
进入厂区即可看到特殊的钢筋混凝土梯形立方建筑，钢板墙外仍能看到不同当量的轮番爆轰中，强烈的冲击波留下的斑驳痕迹。墙上那些圆形、方形的观测孔洞如时空隧道的大门，透过其间，耳畔仿佛一声声响彻原野的爆炸声，眼前是所有理论设计在这里变为现实、付诸实践的一幕幕……
“物理学是科学，试验是它的源泉也是它的归宿，一切物理理论都必须经受试验的检验。” 1963年5月，王淦昌带着核试验队伍来到这里。
观测爆轰试验数据（资料图）。
做试验时，王淦昌都会早早来到试验场，或是到沙堆中段的爆室关注试验装置的装配和接线，或是到测试大厅观察光学转镜照相机成像的质量和电子学测量仪器的工作状况，每一个环节、每一个装置、每一个元件都亲自检查、逐项验收。
“原子弹的研制和试验，涉及几十个部门、几万人的队伍，哪个环节出了一点点问题，就会影响整个研制和爆炸结果。我是现场技术总负责，我不出力、不吃苦，谁出力、谁吃苦嘛！”王淦昌言语朴实。
试验中，最重要的莫过于记录和观察爆轰数据。但是，一次爆炸的时间不超过0.01秒，人眼根本无法捕捉这一过程中的细节。此时，安装在掩体内的高速转镜扫描照相机捕捉的影像就成了研制人员可以获取的最重要数据。这也给了负责操作这台照相机的李国珠巨大压力。
当时，我国不具备生产精密仪器的能力，整个221基地仅有一台每秒250万帧的超高速扫描照相机。苏联专家撤走时，带走了所有的操作手册和相关资料，对于李国珠而言，仪器的操作无疑是陌生又具有挑战的。
“爆轰试验是破坏性的、不可逆的试验，观测过程出现任何一点偏差，就无法获取试验结果。”李国珠说，而他承受的巨大压力还因为同事们冒着生命危险在外面做试验。
李国珠清楚记得，有一位同事，在插雷管前，手不小心缩在皮衣里，和皮衣摩擦产生了静电，在插雷管的一瞬间雷管爆炸，手上和身上布满了几千个细小的弹片，后果非常严重。
“小小的胶片是仅有的数据来源，也是原子弹工程师们观测爆轰试验唯一的眼睛。所以每拍摄一次，我告诉自己必须取得最佳效果，得到最准确的数据。”李国珠说。
游客参观起爆控制台。魏雅琪 摄
然而，在参与的第一次爆轰试验结束后，李国珠拿着胶卷去暗室冲洗，让他最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这段胶片除了开头有一个静止像，其他什么都没有。
“抛开同事们高危作业的压力不说，所有人的理论、设计、生产的构想都没有通过试验得出验证的结果。”李国珠在深夜写下了这样一段话，从连着几宿没有睡觉，一直思考问题出在哪儿，到决心必须完全掌握手中这台仪器的拍摄原理和每一个零件的工作状态，李国珠自此开始了一段长久的自我突破。
为了了解这台仪器，李国珠首先攻坚自己的语言短板，自学英语，查阅了所有可以查阅到的资料，并通过无数次试验，对这台仪器的性能了如指掌，还改进观测方法，做到了万无一失。而这一用功就是一辈子。
此后爆轰试验场做的千余次试验中，李国珠再也没有出现过一次失误，每一次试验结束后，他都会根据试验情况总结经验。
1964年6月6日，一次全尺寸的大型爆轰试验开启，这次试验，除铀-235用了代用材料外，其他全部和我国第一颗原子弹一模一样。
“我们前面几次试验用的都是代用材料进行物理模拟，这次是用真材料。能否取得完整的试验数据，对下一步工作很关键，要严肃认真，把工作做细，做到万无一失。”试验前，王淦昌苦口婆心地叮嘱，让李国珠记忆犹新。
“这次试验成功证明了设计方案的可行性。”回想起那段岁月，李国珠的眼中依然闪烁着光芒。退休前，他根据上千次的试验，形成了论文《介绍一种组合式的超高速摄影机》，具有重要价值和现实指导意义。
“我这辈子就干了这一件事，就是和这台机器打交道。”这位曾经中专毕业的技术员在晚年时，用自学的非常标准的英语，在国际光学会议上向全世界同行作了专题报告，分享了他一辈子从实践中得出的理论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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